求真书院强调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大师级“通才”。“求真大讲堂”是求真书院学生的通识必修环节，由求真书院院长丘成桐先生倡议设立，主题内容包罗万象，从人文诗词到天文科技，从沟通表达到艺术美学，皆聘请在各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讲授。求真书院鼓励学生通过汲取不同领域的知识，丰富学科知识体系，更充分地迎接未来的挑战。跟随大师步伐，共赴求真求美之旅。

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在欧洲研究与执教近十年。曾获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科研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第十届“中国好书奖”、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等数十项教学和著作奖。2014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校优秀教学名师。主讲的《中西文化关系史》、《资治通鉴导读》等被评为清华大学及国家级“精品课程”。近年来的著作有《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2016）、《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胡天汉月映西洋：丝路沧桑三千年》（三联书店，2019）、《资治通鉴启示录》（中华书局，2019）、《治术：周秦汉唐经世之道》（中华书局，2020）、《文明的边疆：从远古到近世》（中信出版集团，2020）等。

秦汉奠定中国文明基础，罗马奠定欧洲文明基础。希腊科学、罗马法治、日耳曼文化以及基督教文明都是在罗马帝国时期混合为一体的，从而成为尔后文艺复兴的学习对象。而秦朝大一统，汉武帝独尊儒术、礼法合治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础。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大致同时兴起，其统治的人口也大体相当。在鼎盛时期，罗马帝国有4500万人，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汉帝国有近6000万人(5767万)；领土面积也大约都是400 万平方公里。不同的是，一个在内陆海洋，另一个在河流交错的辽阔平原。它们的军队看上去也很相似:统一配备了盔甲和武器，行军列队整齐划一，都有战车和骑兵配合作战。

1.王政时代 (前753-前509)

2.共和国时代(前509-前27)布匿战争(前264-前146) 为界，划分共和国前后时期。

3.帝国时代:前27-476 (395年分裂东西)。以395为界，划分西罗马、东罗马 (拜占庭) 帝国。

4.东罗马拜占庭:395-1453

中国:从春秋时期到明宪宗时期

罗马:奴隶制

军功可以分配到土地，限于罗马公民。

秦汉:地主制

依照爵位受田，普通农民也可以申请田一顷，宅一区。女性可以担任户主，妻子可以继承夫爵以及一些婚姻财产划分规定。(巴寡妇清)

汉朝地广人稀，土地有很多，政府就把土地分给老百姓。二年律令说地要分给人，最底层的老百姓能分100亩地，合今制31亩俗话说30亩地一头牛，就是温饱的正常生活。

像埃及的金字塔总重约六百万吨，是用每块约两吨的大石头砌起来的。开罗郊区不产石材，得从西奈半岛、尼罗河上游那边运过来。当年盖一个金字塔，先修路，就用十万人修了十年，再盖又用了三十年。这里头是大量的人力，如果没有发达的奴隶制和极端的宗教狂热等两个前提，这样的大建筑是修造不起来的。

而中国的建筑是土木结构的，梁架是木头的，墙都是夯土的，夯土就地取材。黄河流域有很厚的风成黄土层，把黄土加压夯实，最省工料，坚固异常。建筑的低成本和实用性，“使民以时”庶民服摇役从事建设不能耽误农时。汉代不可能征用奴隶来进行高强度劳动在古代西方的石构建筑和古代中国的土木建筑的表象之下，反映出的是社会制度上的不同。

耕地用型锌，仅有型锌只能在地上开一条沟。汉人在型后面又安了型壁 (一块弧形的铁板)，这样使型铿耕起来的土块顺着型壁的弧度翻转过来。地底下的土是生土，生土不接触阳光、空气，它的肥效低如果翻过来，接触阳光空气后就慢慢变成熟土了。年年这么耕，年年这么翻土，田地肥沃的程度就提高了。罗马的型没有型壁，翻不了土块，只能够横着耕一次，再竖着耕一次，把土块弄碎了完事。

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的画家画的播种，还是一个人拿着种子这么一撒，叫撒播。撒播后长出来的庄稼不成行，下一步要锄草、要中耕就很费事。汉代发明了楼车，就是专门用于播种的一个工具，播下的种籽长出来又均匀又成行。将来种耕、锄草、收割时都很方便。中国在公元前2世纪发明的多管种子条播机楼车(后来印度也在历史予以采用)，上第一次有效地播种这种条播机只需要用一头牛、一匹马或一匹骡子来拉，并按可控制的速度将种子播成一条直线。

粮食外壳，用白礁碾压后，米粒和稻糠混在一起。在罗马，是拿大簸箕到山坡，顺着下降气流使劲簸，自然风把糠吹掉剩下米粒。汉代是用扇车，把粮食倒进去，用曲轴一摇，扇叶往外吹风，吹出来的都是糠，下边留下来都是米。比大簸箕在山上扬簸进步许多。

古代欧洲往往通过铁制的螺栓和饺链将其和船身连接，阿拉伯人的设计是在船尾安装一个圆环，把船舵插在其中。中国古代的舵和阿拉伯比较类似，但是是通过滑轮驱动的。不需用人力一直控制的转向舵，最早出现在汉代 (1世纪)中国，欧洲可能到12世纪才有这类船舵。

马车

世界最早的战车是公元前2500年左右两河流域的乌尔战车。乌尔战车有独势(类似于车辕)和短衡，然后用颈带把马的颈部固定在衡上，在曳车时，通过衡和势来拖动战车前进。其弊端是，马跑得越快，呼吸越困难，马的力量的发挥受到限制。这种系马的办法被称为“颈带式系驾法”，后来的希腊罗马也多用这一方法，最多在颈带之上加腹带，但仍难以解决颈带压迫马气管的问题。

到了秦汉时期，我国又产生了鞍套式系驾法，把车辕放平，种女提布被修谈，装除了木辄对马造成的磨伤，还可以充分利用马的肩脾两侧，既可以保持行车的稳定，又能增加马拉车的力量，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纺织

织布先纺线,《诗经》形容生女孩叫弄瓦男孩叫弄璋 (玉)。这个瓦不是指瓦片，而是指纺轮，它是个圆的，中间有根棍一捻就把麻缕捻成线了。这个东西全世界都用，汉人制成了纺车，产量和线的质量都大为提高。罗马则没有。

织布，汉代有斜织机，而且有脚踏板，用脚一踩，比方说经线，一三五或二四六就可以提起来，从而通过这个间隙穿过纬线，将布织成。成都汉墓还出土了提花机，说明汉朝的织机已经很进步了。而那个时候西方它还是一个垂直的织机要加花就得拿手往上编，很费事。

汉代治炼钢铁的技术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西方铸铁的应用要晚到14世纪，可锻铸铁要到18世纪中国在春秋早期就有了铸铁，就是生铁，这个生铁是把铁熔化成铁水，然后浇铸出来的。

罗马的铁就一直是固态还原，将燃烧木炭产生的还原俄使矿石中的铁还原出来，并用捶打的方法把铁矿石里边的那些硅酸盐的东西都给除掉。但固态还原法无论怎么捶打，都不可能把里边那些夹杂物全部除掉。可是如果你要把它熔化成铁水，夹杂物就造成渣了，把它给倒掉，底下就是比较纯的铁。比捶打的固态还原法强得多了。

就政治文明而论，与世界上多数古文明相比中央集权体制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国的中央集权与罗马帝国、波斯帝国等也曾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国家不同，后者常常是聚沙成塔，塔散为沙。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有一系列结构性制度支撑，以保持其长期延续在地方上是“海内皆郡县”，在基层则是乡里保甲之类的类政府组织，将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令体的贷刑钱春细当算，对对田两量大告1、婚田两竞(民事)，千头万绪，社会管理极其复杂。为此“选贤与能就成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

职业官僚的选拔，经历了军功爵、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科举制度等不同发展阶段。造纸术印刷术等科技文明的出现，其实都与中国历史上崇尚读书、崇尚文治的人才培养与选拔体制有极大关系。儒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也对这一制度起到了维护和强化作用。民本思想为基础的“天命观”为腐败王朝的更替提供了改朝换代的革命论述。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一种治理上的整体结构，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具特色的内容。

中国:完善官僚制度;

罗马:强大军事制度罗马“皇帝”一词来源于军事用语“凯旋将军”(Imperator)。

由此可见，罗马皇帝的首要责任是保卫帝国全体民众的安全。换言就是抵御外敌，以防国土遭受侵略。然罗马帝国末期，继承了皇位、正式成为恺撒·奥古斯都.皇帝”的人都没有上过战66场。

末代东西帝国都是太后、皇帝的姐姐掌权。

就经济文明而论，历史上的中国，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形式，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希腊罗马是奴隶制经济，罗马特别是公元帝国灭亡之后的欧洲中世纪，5-10世纪的封建庄园经济下，自然经济成分突出;即使是11-13世纪，英国的土地在法令上是不能买卖的;在现实中，封建社合一地点矣茶币转参朵制省治益系些盟好，地产关系的转移不能通过商品交易进行，庄园经济有很强的自给自足性质。

中国则不同，无论是夏商时期的家内奴隶制，还是西周的宗法分封制，乃至秦汉以来的地主土地所有制，社会最主要的劳动者，都不是贱民，而是国人、族众或者编户齐民。至少商鞅变法之后，土地的私有化及其买卖都很发达。中古时代的限田法令与地产转移并行不悖。

在国家与经济的关系领域，一方面诚如《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的那样，中国商人的经济活动很活跃践行着人弃我取、贵卖贱买等市场导向的经商原则；另一方面，汉武帝之后，政府管制下的商品经济，对于国家经济生活影响深远。罗马帝国商业活动很繁荣，商品经济也很发达，但是，罗马的商品经济更多地表现为地域分工下的区域贸易，比如罗马城市的粮食来自埃及、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等。罗帝国时期，军事征服及其战利品的获取，战争的赔偿，是社会众多成员获取财富的重要渠道。中国古代历史上则不完全是这样，中国的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基础。

而中国的商品经济在唐宋之后则更为市场化,还出现了草市、墟市 (集市)等新现象，商品交换进一步向乡村下移，明朝国家给私人田产出具证明，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总之，中国士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国家权力与经济生活的关系，都具有自己的传统与特点。这也给中国近代以来，接触西方文明之后的社会转型，以及切入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带来磨合的困难和创造性转化的复杂。甚至也决定了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路径带有自己的特殊方式。

在精神文明方面，中国的礼教文明与西方的宗教文明，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差异。希腊罗马的多神教崇拜，到公元4世纪基督教逐渐合法化、垄断化，完成了欧洲意识形态的更新。这比汉武帝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用“独尊儒术”整合思想领域，要晚五百年。儒学成为国家与民众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汉代已经奠基，却经历了汉唐之间的逐渐推广普及濡化，特别是通过儒佛道的融合吸纳，形成了宋明理学，真正成为约束人性的统治工具。

中国礼教文明与西方宗教文明在社会功能上是相似的，即在法律约束之外，构建一套自我约束体系。但是，双方的约束机理完全不同。基督教等宗教的约束机理是迎合人性的，中国礼教文明则试图通过张扬理性来约束本性。在西方，上帝可以祸福人，承诺给人以天堂的诱惑在中国，则以君子人格来教化人，用榜样的崇高来鼓励人。康德已经注意到，承认上帝的存在对于收拾社会人心有不可替代意义。(康德茗《实践理性批判》，杨祖陶、邓晓士译，人民出版社，页155-164)地狱震慑人，天堂诱惑人，人们的向善是匍匐在上帝的脚下。

中国的礼教文明虽然也有“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警譬，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彰显圣贤境界、君子境界来激励人们尊崇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条和社会守则，达到淳风化俗的效果。“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共耳。”也有现实的诱导激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