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作者：

丘成桐，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讲席教授，求真书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菲尔兹奖、克拉福德奖、沃尔夫奖、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得主。

各位领导，今天很高兴在这里颁发学士、硕士和博士的论文奖。

我们成立这个奖已经 15 年了。当年，因为我很担心中国的数学研究生和本科生赶不上国外水平，于是成立这个奖，希望能够提升国内的博士研究生水平。但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研究生的水平还是需要提高。

15 年来，我们看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都很成功，其中最好的学生已经达到了世界水平，很多本科生可以和麻省理工和哈佛大学相比较。但是，更重要的是研究生水平的提高。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不是看产生多少产业、赚多少钱，而是看大学研究生的水平。以美国为例，他们的研究生源源不断地为社会提供了一大部分优秀的研究人员，带领着学术界和产业界主要领域的发展。因此，我认为，研究生的水平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有一次我和哈佛的大院长外出访问，他在向别人介绍哈佛的研究院时说，在研究院成立以前，哈佛根本不是什么成功的学校，但在 19 世纪末期成立研究院以后，哈佛才成为学术的重镇。所以，研究院是学术界最重要的地方，我期望中国的大学和官员能够了解这一点。研究生是带领整个国家向前走的尖兵，一个国家的强盛，关键在于研究院。若没有好的研究生，我们看不出来国家的科技前途有多大。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是国内和国外大学不同的地方：国内大学将研究生看作学徒，学生还是跟着老师在学习；但在国外研究生院，老师则是将研究生看作 junior partner —— 就是研究的伙伴，只不过是年轻一点的伙伴，这个观点很重要。原因是现在国内对研究生的待遇比国外差很多，清华大学给研究生的生活资助算很优厚了，最高的就是 7 万人民币一年，大部分学校可能每年 3 万到 4 万的生活补贴。哈佛大学数学系至少应该是 4 万美金一年，我们跟哈佛相差一大截。虽然清华大学给博士研究生提供住房津贴等政策，但还是有差别。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大学还是将研究生看作是学生，因此存在过分保护的心理。例如清华大学担心学生在路上有安全问题，因此不希望学生住的距离校园太远，这点在国外大学听来是很可笑的。我没有贬低清华大学，我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我记得当年我到美国伯克利上学时，身上只带了 100 元美金，花了一个礼拜到处去找房子住，最后还是钱不太够，问人借钱才找到住处，才能够生存。我想这是对研究生很好的锻炼，一个研究生假如在生活上不能够独立支持自己，很难想象他在研究上能够独立地走出新的方向。我们希望让研究生在生活上能够独立，至少对最好的研究生应该这样要求。现在中国还做不到，但是我期望以后能做到。

我对研究生的期望是很大的，我认为中国未来四年发展的关键是要将研究院办好。正如 Caucher Birkar 教授说的，有些好的博士论文本身就会成为划时代的重要文献。这样的文章虽然不多见，但还是有的。要走出新的方向，研究生至关重要，他们能够改变整个学风。

我在哈佛 35 年，看到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真的改变了一个学科的走向，有些博士论文成为历史上很重要的文献。虽然这一点我们暂时做不到，但还是要学习，希望能够向前走。我们要培养学生自立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自己考虑题目并走出新的方向，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所以我们成立求真书院来训练学生走这样的道路：在本科三年以后，希望他们走一条探险式的道路，在学问上能够探索重要的方向，引领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

当年我去伯克利之前，其实在香港学的东西并不多。1969 年 9 月 1 日，我到了伯克利，找到房子安顿下来后，我在那几个月内念了不少书。那一年圣诞节，我的同学们全都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图书馆里看书。我在图书馆找到了一篇文章，于是自己研究怎样推广它。没想到几个礼拜后我完成了这个研究，当中有不少是自己摸索出来且还算可以的路向。为什么我能那么做，因为我发现在伯克利的同学都兴致勃勃地想走自己的路，学风很好，气氛和我在香港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在香港的时候，尽管大部分同学都想看书学东西，都是很好的学生，但想要往新的方向走一条自己的路，在中国还是不多。

现在中国的研究生还是很听老师的话，遵照老师指导的路走。我希望今后我们的研究生能够找一条自己的路。当年我就是受到我的同学们的影响，想走一条自己的路，刚开始时，我的同学还名不见经传。我的同学 Bill Thurston 比我早一年进伯克利，他看起来是个嬉皮士，胡子长长的， 喜欢讲很多有意思的想法，虽然不一定成熟，但是他会跟大家分享。同学们聚在一起谈不同的学问，我深受感动，希望自己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在这样的气氛下，我很早就完成了博士论文。事实上，我不认为那篇论文是成熟的，是我的导师陈省身先生希望我用那篇文章作为博士论文。尽管那篇文章不算很好，但今天看起来还是有点意思。我想讲的是，走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找一个有意义的研究方向，才是我们数学家要成就的事情。现在国内的学生大多还没有这个想法，我期望以后这个想法能成为他们的共识。

我期望我们的大学能够形成一个学风，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自由讨论，自由地走自己要走的学术方向，让我们的学生能够想办法走出一条新的路。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中国的大学能够优化制度，使得学生能够完成这个事情。至少对某些优秀的研究生，我们提高支持他们的研究经费和生活经费，让他们能够走出自己的路。

因此，最近我们找了一批朋友捐款，在清华大学宣布了成立一个帮助研究生的奖学金。通过捐助，缩小我们研究生经费和发达国家大学的差距。哈佛大学给每个学生每年 4 万美金的资助，我期望我们至少能够给最好的学生 3.5 万美金。

我们要收取的学生不仅来自国内的学校，还要收取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学生。现在是世界人才竞争的时代，美国大学的成长不单是靠美国本地的学生，靠的是大量的全世界最好的学校的学生。不仅是哈佛大学这样做，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也都是如此。假如美国大学能够这样，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不能呢？现在从海外来华的研究生不多，坦白讲，十多年前，甚至五六年前，中国的研究院水平还不够，很多外国名校的学生不大愿意到中国来。但是，现在我可以很骄傲地讲，至少在清华大学，我们的师资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学相比都相差不远，我们绝对有能力培养出世界上最好的学生。所以我们应当打开大门，让全球最优秀的学生加入我们的研究院，将研究气氛培养起来。

做研究不单要有大师带领，还需要学生之间的互相激励。哈佛大学花了很多功夫帮助研究生，我们今天也有两个哈佛大学的同学拿到博士论文金奖，他们也清楚哈佛大学花了不少功夫培养他们。但有些学校，比如普林斯顿，老师不太注重花很多功夫培养研究生，而是由他们的研究生自己培养自己，也达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待了 5 年，看到学生之间互相帮忙，这也对培养研究生是很重要的。

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知道培养研究生有两个方面：一是大师培养研究生，另外是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相互激励与帮忙，两者都有助于他们的快速成长。我在斯坦福也待了 6 年，那里的研究生院也能做到这两方面。

国内的研究生现在慢慢也在学习互动，开讨论班，互相激励，我想这是和文化的修养和传承有关。一般中国的读书人比较自私，不大愿意将自己的想法与朋友或其他学者交流。我期望我们的学者能够多交流，将自己的想法相互激励对方。中国的学者往往惧怕自己的想法被人抄袭，这种事情时有发生。在我看来，多交流以后，尽管自己有些想法被人拿去用，但有时自己得到的想法也不会差。我一辈子做研究，从我的很多朋友里得到很多想法，同时很多人也拿了我的想法去用。总的来讲，我的收益比损失大很多，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生和数学朋友能够用这个观点来看待学问，敞开我们的胸怀，互相交流还是很重要的。

讲回我们的优秀毕业论文奖。15 年来，我坚持这个奖是颁给全世界所有华裔学者。当年设立这个奖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通过这个比赛，了解当今世界最好的数学毕业生来自什么地方。我们给的奖金，不算多也不算少，大部分学生还是愿意参加的。通过这个奖，我们知道天下精兵在哪里，所以我们也聘请到了一批第一流的年轻学者。

其中，对清华大学来讲，很重要的两个年轻学者是单芃和吴昊。她们都是当年获得博士论文奖，此前我对她们完全不了解，在看了她们得奖的介绍信以后，我很高兴，当时就给了她们 offer，没想到她们很快就来了，现在她们在清华中心里工作也是很愉快的。这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通过奖项，不单对她们有好处，对我们也有很大的好处，让我们知道了所有华裔学者的成就。时至今日，我们收益很大。

在我看来，拿了奖的博士论文基本上每一个都是很有前途的。获奖者都在重要的大学任职，由此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奖是很公平的。我们花了很多功夫研究这些论文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谁，不分学校和地域，只要他们做得好，我们都颁了奖。因为公平，所以得到很多朋友们的尊重，大家都觉得这是重要的奖项。

今天，华裔数学家既然到了能够与全世界的研究生竞争的地步，我们总不能躲在中国不跟人家比较。我想我们应该开放，打开门户，比较全世界所有的博士，这样竞争会激烈很多，但也是提升我们奖项含金量的重要方法。

为了祖国数学的发展，与时俱进，希望我们再过五到十年以后成为数学强国。期望大家能够帮忙！

谢谢！